
1964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這一年適逢吳云貴大學畢業(yè)。離開冰天雪地的東北,踏進昔日的皇城京都,從此終日與深奧、枯澀的典籍和汗牛充棟的國外論著為伴,再沒有邁出這個門坎。34個寒來暑往,精深鉆研,青春朝氣的大學生,變成了滿腹經(jīng)綸,有數(shù)十萬字著述在案的宗教學專家、博士生導師。1993年吳先生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除了繼續(xù)自己的研究課題外,還要兼管全所的科研工作。宗教研究所在全國的宗教研究領域一直扮演著“國家隊”的角色,作為一所之長,他肩負的責任是可想而知的。
宗教學研究在我國尚處于少年時期,甚少人知。正處于一個有著發(fā)展前途的學科,為了能向廣大讀者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筆者想來想去采訪吳先生再合適不過了。,吳先生聽罷來意一口答應,并連聲說讓大家知道一些這方面的情況,對宗教研究有益處。但先生堅持回去準備后才可作答,對于辦事一向一絲不茍的學者,筆者首先就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今年北京的春天是個多雨的季節(jié),霏霏細雨,有時使人感到一陣陣寒意,但聳立在長安街上中國社科院大樓的房間里,與吳先生見面,身上的寒意傾刻而去,為了節(jié)省時間,免去寒喧客套,筆者直入主題,請他首先介紹這方面的研究歷史。已近知天命的吳先生習慣地攏攏發(fā),慢條斯理地說道:
“宗教作為人類文化傳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人類的知與行,對于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有著廣泛持久的影響,這早已成為一種共識??墒怯捎诜N種原因,宗教研究作為一個學科只是近百年來的事。在漫長的宗教發(fā)展史上,人類對宗教的認識一直局限于各種宗教的信仰者對自己所信奉的某一宗教的理解,也就是根據(jù)宗教傳統(tǒng)來解釋宗教。只是在歐洲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以后,隨著人類主地位的增強,才開始出現(xiàn)作為人文科學一部分的獨立的宗教學。初生的宗教學實際上也可以看作一種新的解釋學,即對宗教解釋的再解釋?!?BR> “中國宗教學較世界宗教學起步更晚,起點更低,因而在發(fā)展進程中也面臨著更多的因難和問題。如果說,1964年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中國宗教學研究起步的標志,那么宗教研究實質性的進展則只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盡管時間很短,我國宗教研究的成就卻非常顯著”,說到成就,吳先生神采飛奕,樁樁件件如數(shù)家珍。對于自己付出全部青春和心血的事業(yè),他情有獨鐘。他認為,中國宗教學研究,“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有了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研究隊伍?!母铩暗淖诮萄芯繖C構只有宗教所一家,如今一些地方社會科學院、高校乃至國家和一部分地方宗教事務的主管部門都有了宗教研究機構,此外宗教團體也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形成三支隊伍。二是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研究成果不斷推出。以往我國學術界只有數(shù)量少得可憐的佛、道教研究成果,如今經(jīng)過30年的不懈努力,我國宗教學的二級分支學科已經(jīng)擴及佛教、道教、基督教(含天主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當代中國宗教、中國民間宗教、宗教學原理等諸多領域。研究領域的拓寬不僅為讀者提供了更加豐富系統(tǒng)的知識,也開闊了研究人員的視野,便利他們在宗教比較研究和宏觀的層次上來把握研究對象。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如今我們在各大主要宗教和宗教一般(即區(qū)別于非宗教文化形態(tài)的宗教)的研究中,都有了一批史學著作、概論著作、通俗知識讀物和工具書,加上全國各地的宗教研究期刊雜志,可以說已為宗教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三是方法論上不斷推陳出新、靈活多樣。在批判宗教的年月,人們一談到宗教馬上就聯(lián)想到它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精神鴉片’,有百害而無一利,似乎對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可以‘一分為二’,而唯獨不可對宗教采取兩點論。如今我們這些‘過來人’早已擺脫了過去那種對宗教簡單、教條、偏執(zhí)的認識和態(tài)度,從而能夠全面地、歷史地、辯證地來理解宗教、研究宗教?!?BR> “我國宗教學之所以取得如此長足進步,在我看來,關鍵在于我們從理論觀點上端正了對宗教的認識。同以往那種簡單地視宗教為一種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傳統(tǒng)觀念相反,今天我們的研究人員大多接受了宗教三層面之說。在研究中,不僅繼續(xù)重視宗教信仰體系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而且高度重視源遠流長、根深葉茂、千姿百態(tài)的宗教文化傳統(tǒng),重視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相互影響、相互補充作用,與此同時也高度重視對宗教社會群體的觀察和研究。從宗教文化的方位和視角來研究錯綜復雜、豐富多采的人類宗教現(xiàn)象,愈益成為許多研究者的共識。因而,今天我們不僅視宗教為一種特殊的人類精神現(xiàn)象,而且視宗教為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下人類所共有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它直接或間接地關系到人類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應當引起高度重視。研究方法論最重要的突破,我以為在于確立了‘雙向互動’的科學態(tài)度。所謂‘互動’,指的是主客體之間動態(tài)的辯證關系。許多研究者不再把作為研究客體的人類宗教現(xiàn)象看作是一成不變的,注意從動態(tài)來把握研究對象,與此同時又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審視自己,完善、修正、深化自己對宗教的認識。這一轉變具有革命的意義。試想,在宗教被批判的時代,誰能大膽地提出宗教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命題?誰敢在著述中理直氣壯地提出宗教的作用在歷史上和現(xiàn)實社會中也有積極的一面?這些認識上的轉變和突破不正是我們采取雙向互動、恢復實事求是的科學態(tài)度的結果嗎?”
“我們正處在世紀之交,20世紀正在向我們招手。作為凡夫俗子,我不敢象歷史上的宗教先知那樣大膽地去預見未來,只能根據(jù)確定的事實談點個人的想法。確定的事實有兩點更為重要:一是中國國情,二是國家對宗教和宗教研究的態(tài)度。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經(jīng)濟大國,到下個世紀將會有更強的綜合國力,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仍將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由此可以推斷,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國政府將會對包括宗教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yè)提供更充分的財政支持和物質保證,從而使當前尚不盡如人意的科研環(huán)境得到改善;既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上層建筑的中國各種宗教仍將處在與社會發(fā)展潮流相協(xié)調相適應的進程中,宗教信仰自由仍將是國家對待公民宗教信仰的基本政策、基本態(tài)度。宗教信仰的長期性決定了宗教研究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21世紀對于我國宗教學意味著更大的范圍、更高的標準、更豐碩的成果、更高的期待。眼下我們面臨不少困難,諸如科研經(jīng)費不足、待遇偏低、手段陳舊、研究人員流失、隊伍青黃不接等等。尤為困難的是,我國教育部門至今仍未把宗教學列為獨立的學科,構成后繼乏人的主因。但我相信,這些不利因素都是暫時現(xiàn)象,這些困難是可以克服的。一切有志于宗教研究的人,應當樹立信心,以自己的誠實勞動為我國宗教學的發(fā)展盡心盡力、盡職盡責,作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奉獻!如果說宗教價值觀的特點在于奉獻精神,我們這些研究宗教的人也需要有一點奉獻精神。”
“奉獻精神”一句頗流行的語言,時下不少人常留于齒邊,可真正無愧此言的人又有多少。我想?yún)窍壬菬o愧的,一切甘于清貧,不慕名利的人是無愧的。先生的話讓我感動,當我關上采訪本時,想到中國宗教學研究的曲曲折折,想到未來的美好明天,這其中不知有多少人的“奉獻精神”,正是包括吳先生在內的一大批獻身學術事業(yè)的人,默默地耕耘出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拜金主義盛行,物欲橫流,講奉獻的人少了,講索取報酬的人多了,腐敗的毒瘤正在吞筮我們社會主義的肌體。據(jù)新聞調查顯示,人們痛恨腐敗已經(jīng)上升到第一位,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但是,我還要說,在中國社會里,還有那么一部人是走正道,弘揚正氣的;在學術園地里,我們仍然擁有一片凈土。學術研究是清貧的,是痛苦的,是不為大多數(shù)人所知道了解的,如果沒有奉獻精神,就不可能擁有今天的一切一切!
(作者: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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