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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

 ——讀《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

（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周萍萍博士）

鴉片戰(zhàn)爭后，法國攫取了在華保教權，資料表明：“法國既以教會為前驅(qū)，協(xié)以謀我；又藉教士刺探消息，多所利用，凡此事例不勝枚舉?！?/SPAN>[1]重新來華的西洋傳教士也再不用像禁教時期那樣晝伏夜行、藏形匿影。他們不僅趾高氣揚、盛氣凌人，甚至包攬詞訟、魚肉百姓，就是中國信徒也連帶著“雞犬升天”。教會依仗的是帝國主義勢力，必然埋下了教外人士仇教的種子。一方面，民教沖突不斷，教案頻起；另一方面，法國利用其享有的保教權對中國官府橫加壓力，以致廣大民眾普遍對天主教抱有敵視態(tài)度。

這種情形下，羅馬教廷意欲擺脫法國保教權對中國教會的掌控，改變天主教在華處境和形象。1922年，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派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以宗座代表的身份來華，以求拉近教廷與中國間的距離。剛恒毅來華的意義與影響，及其為中國天主教“本地化”建設事業(yè)作出的貢獻，海內(nèi)外學者此前已有部分相關研究。奈何因羅馬教廷檔案材料的不開放以及語言受限等原因，以往學者的論述中涉及一些重大問題時或語焉不詳或人云亦云，給人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而劉國鵬博士的《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一書則擺脫上述不足，利用了大量豐富的第一手文獻資料，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對《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一書作了這樣的評價，即“與前人研究的最大不同，就是劉國鵬博士恰逢其時，趕上了羅馬教廷2006年對前教宗庇護十一世執(zhí)政時期（1922-1939）檔案的開放。為了這一研究，劉博士先后查找了梵蒂岡秘密檔案館、前傳信部檔案館、羅馬教廷各圣部檔案館、法國耶穌會檔案館、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館、遣使會檔案館等所藏檔案，掌握了獨特的檔案資料，從而打下了堅實的資料基礎”[2]。因此，該書資料充足無疑是一大特色。書中那些豐富的資料為解讀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極有說服力的證據(jù)，完善了民國時期天主教史研究的相關內(nèi)容。當然，如果說劉博士的研究恰逢羅馬教廷檔案資料的開放是“天時”，那么他曾在意大利米蘭圣心天主教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經(jīng)歷以及可以流暢閱讀英、意、法、德、拉丁等語言文獻材料的能力，可謂是“地利人和”了，否則即使相關資料堆砌如山，研究者沒有深厚的語言功力，也只能望而興嘆。

《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一書是以人物為線索、以天主教的“本地化”為中心展開論述，分別從“本地化”的前奏與生態(tài)、初啟、突破、障礙與化解、成效五個部分環(huán)環(huán)深入，為我們展現(xiàn)了剛恒毅在華11年間的艱辛與努力。

作者首先回溯了剛恒毅來華之前1900—1920年間天主教在華的發(fā)展狀況，指出“這一時期盡管信徒人數(shù)的增長出現(xiàn)了遠較基督新教為盛的驕人成績”，但是“這一所謂的‘黃金時代’不過是一個虛假的繁榮”，“在這一繁榮的表象背后，實則孕育著巨大的危機”[3]。特別是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引發(fā)的沖突，則是天主教會內(nèi)部保守派傳教士和革新派傳教士之間矛盾的首次外化，以致1919年7月22日，教廷傳信部派遣廣州代牧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光若翰（Jean-Baptiste-Marie Budes de Guébriant）蒙席為宗座巡閱使，負責考察中國及周邊教務狀況。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發(fā)布了《夫至大》牧函，明確提出了建立本地傳教區(qū)的目標。

作者接著論述了執(zhí)行教宗“本地化”傳教路線的第一任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的來華。剛恒毅總主教來華后通過對中國各傳教區(qū)的觀察，認為“傳教士的目標不是組織建立外國傳教區(qū)，而是建立本地教會”[4]。為此，他召開了武昌第一屆全國主教籌備會議，著手籌建第一個本藉教區(qū)，以便第一屆全國主教大會召開時有中國神職人員參加。盡管由于種種原因，第一個本地教區(qū)——蒲圻監(jiān)牧區(qū)的成立一波三折，但是它是中國教會發(fā)展的轉(zhuǎn)折點，是“本地化”的新拐點。1924年5月15日，第一次全國主教大會在上海正式開幕。大會的目標是盡快在中國建立起一個正常而自立的本地教會。

中國教會“本地化”的突破性標志是首批六位本藉主教的被祝圣，作者在第三編中對這一極具歷史意義的事件作了詳盡地描述與分析。剛恒毅主教認為要想破除傳教障礙，必須要廢除外交保護和建立本地圣統(tǒng)制，因為他發(fā)現(xiàn)：“教會在中國已歷三個世紀有余，整個教會圣統(tǒng)仍然是外國人的。在中國的50余位主教均是外國人?！?/SPAN>[5]為加速中國教會的本地化進程，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特意在羅馬圣伯鐸祿大堂親自為中國六位本地主教祝圣。這一事件無疑標志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yè)努力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以邁上本地圣統(tǒng)制的正?；缆?。

但是把“保教權”視為其在華擴張殖民勢力法寶的法國必然不會把既得利益拱手相讓，因此剛恒毅需要盡力削弱法國保教權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力爭實現(xiàn)教會與政治的分離。為此，剛恒毅在傳教士被害和被擄掠時放棄法國保教權的插手，轉(zhuǎn)而尋求中國法律的保護。并且對試圖危害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yè)的幾個事件，如“卡普拉事件”、“道明學校風波”以及加尼埃（Abbe Garnier）神父的攻擊等加以阻止，以確保整個傳教士集團的純潔性。同時，剛恒毅積極推動中國教會與羅馬教廷建立直接的外交關系，從而擺脫保教權帶來的困擾，雖然中梵建交的幾次嘗試均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剛恒毅對此充滿信心。在該書的第四編中，作者對上述問題作了探討。

在最后一編，作者對“本地化”的成效從方法、視野與經(jīng)驗等方面作了總結。在剛恒毅看來，教會在傳教事業(yè)上遲遲沒有大的突破，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具體建立本地化教會的傳教方法，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圣統(tǒng)制。為此，剛恒毅的傳教方法大多建立在對本土文化的適應性策略之上。他既注重學術傳教，爭取知識階層的皈依，如培養(yǎng)本地神職人員，推廣教會文化教育事業(yè)等；又將傳教重點放在勸化普通民眾方面，如成立“公教進行會”等。經(jīng)過剛恒毅的不懈努力，不僅在華天主教傳教事業(yè)與政府及社會出現(xiàn)良性互動局面，而且“本地化”路線為天主教會在華的日后發(fā)展奠定了無法輕易撼動的根基。

可見，《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一書的靈魂就是“本地化”，剛恒毅在華的一切努力都是圍繞教會“本地化”而展開。從某種意義上講，剛恒毅忠實踐行羅馬教廷的“本地化”傳教路線亦是在華天主教會自身求變的一種必然。20世紀20年代，在華天主教會處于一個特殊時期。一方面，“五四運動”后的中國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都產(chǎn)生了巨大變革；另一方面，兩次爆發(fā)的“非基運動”對基督宗教帶來了直接沖擊和影響。面對這樣的時代洪流，天主教會必須在努力自保的同時謀求進一步發(fā)展。而從“本地化”路線實施的成效來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把教會的“殖民地”特質(zhì)減少到了最小，使“‘中國人’與‘基督徒’之間的身份張力得以解決”[6]。

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在著述中并不是圍繞“本地化”這一主題僅采用單一的研究方式，為我們展現(xiàn)問題的某一個方面，而是在歷史文獻學的基礎之上，綜合運用了比較學、社會學、歷史場景模擬等方法，詳細剖析了歷史細節(jié)和復雜關系，為我們提供了更為立體、復態(tài)的歷史視野。如針對1919—1920年光若翰蒙席擔任宗座巡閱使期間的表現(xiàn)，學界一直存在較大分歧。為更好地評價這一歷史事件，作者設計了一個虛擬的歷史訴訟法庭，以光若翰為被告人，以不同時期的中西學者、教會人士對光若翰的指控與辯護分別組成控方陣營和辯方陣營，努力在造成這一歷史訴訟迷局的原因和結果之間勾畫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以更好地對光若翰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同時，作者在一些問題的研究上通過大膽質(zhì)疑、小心求證，修正了一些重大的歷史結論。如很多中外學者認為，1922年剛恒毅樞機主教來華，標志法國在華保教權的終結。而作者經(jīng)過翔實的論證指出：“這不過是教廷在外交形式上的短暫勝利所帶來的理想化心態(tài)而已，而真實的情形則遠為復雜?！彼J為：“頑固而偏執(zhí)，帶有強烈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色彩的‘法國保教權’，遲至1946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才被迫宣告壽終正寢。”[7]可見，作者并沒有重復以往那些研究結論，而是通過大量的史實和多種研究方法，對歷史事件進行了客觀公允地審視和重新闡釋。

總之，《剛恒毅與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一書為我們解讀20世紀20至30年代這一關系復雜的歷史時期提供了一軸多向度、立體的畫面，從中我們可以窺見剛恒毅等為中國傳教事業(yè)“本地化”的努力，以及天主教會與中國社會的互動等歷史場景。而傳教士如何化解天主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矛盾、張力和僵局，天主教如何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并融入當?shù)厣鐣?，這些對我們今天思考一些相關的現(xiàn)實問題都有一定借鑒和幫助。在這些意義上，劉國鵬博士的這本書其價值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