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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首先介紹了地中海和美索不達米亞基督教護身符的早期實踐，其次分析了一件出自高昌城的回鶻（畏吾兒）人佩戴的敘利亞語護身符長卷及其內容，認為這件護身符長卷的內容可以追溯到古代亞述和巴比倫時代，在那里可以找到如此多魔法文本的起源。這件護身符與遍布地中海和美索不達米亞魔法文本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將此護身符定位在東方教會及其影響上。該護身符從其起源地美索不達米亞出發(fā)向東通過波斯和絲綢之路由傳教士一直帶到中國西部高昌回鶻汗國地方政權所轄區(qū)域，在高昌城的殘垣斷壁下靜埋了幾個世紀后，它被德國探險隊發(fā)現(xiàn)并帶到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炸中幸存下來，并從那里再次被帶到俄羅斯圣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新家。
關鍵詞：基督教；護身符；敘利亞語；高昌回鶻；東方教會
作者簡介：牛汝極，新疆師范大學教授。
凡是人們觀念中認為能夠驅邪免災的象征符號都可以被稱為護身符。在人們的頭腦中，護身符是與人們的身體發(fā)生某種神秘關系的“實用”器物，其作為一種信息標志，有警告邪惡神靈不要傷害護身符的佩戴者、實現(xiàn)祈福迎祥并給佩戴者帶來平安順意等功能。護身符種類繁多、形式多樣，附著在生活的各個層面，它也并非古人的專屬，即使在高度文明的今天，它也隨處可見，如各類裝飾品和配飾物等。
一、地中海和美索不達米亞基督教護身符的早期實踐
生活充滿了危險和不確定性，古往今來，人們試圖采取安全預防措施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埃及基督教科普特教派，這樣做的方法之一是使用護身符，這是一種被認為可以抵御邪惡的保護符。前幾年發(fā)現(xiàn)的約1500年前的紙莎草殘片包含保護性的基督教祈禱文，是同類中現(xiàn)存最早的文本之一，歷史學家羅伯塔·馬扎（Roberta Mazza）在曼徹斯特大學約翰·雷蘭茲研究所保存的數(shù)千份未發(fā)表的歷史文件中發(fā)現(xiàn)了這件基督教護身符（封二圖1）。早期的基督教祈禱文是用希臘語寫成的，引用了圣體圣事，即一種紀念耶穌最后晚餐的基督教儀式和
“新誓約的神賜食物”（manna of the new covenant）。這件基督教護身符是從用于支付谷物稅的收據(jù)中回收的，在收據(jù)的另一面，寫著詩篇和馬太福音中的圣經(jīng)段落。紙莎草殘片將被折疊起來并放入小盒墜子中，以保護佩戴者免受邪惡的侵害。[1]
現(xiàn)藏穆倫伯格學院的特雷克斯勒圖書館有一件6世紀的基督教護身符紙莎草藏品來自羅伯特.C.霍恩（Robert C.Horn Papyri）的收集品（封二圖2），它包含了馬太福音4：23-24的修訂本，其中耶穌被描述為“治愈每一種疾病和每一種疾患”。為了加持效果，福音文本以五柱的十字架形式排列，并伴隨著一個意義不確定的半身人像，切割的矩形和缺口邊緣也是有意為之。耶穌在第一個基督教世紀的追隨者通常會求助于護身符來保護自己免受疾病和任何形式的傷害。
在埃及發(fā)現(xiàn)了包含圣經(jīng)段落開篇語的護身符。像任何優(yōu)秀的商人一樣，制作護身符的儀式專家會根據(jù)消費者的需求定制護身符。他們選擇的圣經(jīng)文本通常是為了解決特定的問題或疾病。常見的開篇語包括詩篇91篇（七十士譯本詩篇90篇），主禱文（馬太福音6：9）和福音書的開端。特別是福音書，主禱文和詩篇91（MT）的開場白。然而，實踐者對圣經(jīng)啟蒙的這種價值并沒有阻止他們創(chuàng)造性地與這些文本互動或修改它們以適應他們所使用的材料物品的大小。儀式專家以各種方式接近經(jīng)文的開場白。在一些護身符上，例如SIA10，開頭幾行大致對應于可在圣經(jīng)中找到的經(jīng)文劃分。然而，在其他物體上，開場白遠遠超出了這種現(xiàn)代慣例。有張科普特護身符寫在牛皮紙上（封二圖3），可追溯到公元7世紀或8世紀。它有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標題和首字母，以及頁面底部的魔法符號。這張羊皮紙被卷起來，放在一個盒子里，然后由某個人佩戴。[2]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人們可能會認出這句話是約翰福音的第一句經(jīng)文。在古代，圣經(jīng)書卷和文本的開場白（incipits），包括約翰福音的第一句話，是寫在紙莎草、羊皮紙和其他材料的條帶上，以治愈身體疾病和/或保護個人免受魔法的侵害，學者們傳統(tǒng)上稱這種治療和保護性物品為“護身符”。
關于護身符的圣經(jīng)開頭的多樣性并不局限于所引用段落的長度。例如，引用福音啟蒙的實踐者將這些開場白按不同的順序排列。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shù)科普特文本都與“規(guī)范”順序一致。許多制作者特別列出了福音書的開篇語，這是值得注意的。鑒于古代晚期有許多福音書的流傳，包括在納格哈馬迪圖書館發(fā)現(xiàn)的福音書，捍衛(wèi)四福音正典是許多早期基督教領袖的首要任務。因此，福音書代表了文學的一個特殊子語料庫，在關于正典性的辯論中占有突出地位。因此，重要的是，一些儀式專家不僅簡單地列出了福音的開端，而且還明確地提請注意四重福音書的集合。其背后的實踐者，即公元6世紀的科普特手抄本，可能被用作護身符，因為在他引用福音書的開篇語并加上一句話，“這是四福音書開頭的順序”。因此，這一聲明以明確的術語構建了隨后的開端。此外，在引用了四部正典福音書的篇首語之后，有學者認為，福音的四個開端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3]
現(xiàn)有證據(jù)表明，護身符和相關物品遠非基督教歷史的一個小方面，而是在整個古代許多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事實上，護身符構成了許多人接觸圣經(jīng)的主要途徑之一。西奧多·德·布魯恩（Theodore de Bruyn）最近列出了50多件希臘文物，這些文物引用了古代晚期的圣經(jīng)引文，這些文物肯定或可能是護身符，另外39件物品也可能是護身符。[4]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是，一個6—7世紀的科普特護身符。[5]在這個護身符中，實踐者引用了耶穌寫給阿布加的信的開頭語，然后是四部正典福音書中每部福音書的開篇語，這些福音書都按其他未經(jīng)證實的順序排列：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和馬可福音。[6]將耶穌寫給阿布加的信放在正典福音書的開篇之前，至少表明——與敘利亞教會一致——實踐者認為耶穌給阿布加的信是符合圣經(jīng)的。但是，此工件上的文本以足夠的空間來存儲其他文本。
換句話說，制作者引用了一組文本，然后停止了。因此，抄寫員似乎在與有限的文本語料庫對話中構建了他的儀式，特別是偏離傳統(tǒng)基督教正典的語料庫。
這個模型的前提是，制作者引用了福音書的開場白，以獲得與整個文本相關的力量。這種一貫的做法表明，儀式專家重視與客戶需求有某種類比聯(lián)系的特定文本（如治療或驅魔）。因此，有證據(jù)表明，福音的開篇語允許儀式專家援引與福音書中幾個選定單元相關的類比力量，或者更準確地說，耶穌的生活和事工：大概是奇跡、醫(yī)治和驅魔的敘述。
許多古代制作者對某些圣經(jīng)文本，例如序言，非常尊重。除了圣經(jīng)中的段落外，一些護身符的文本還包含已知或發(fā)明的基督教信條。[7]公元5世紀或6世紀的希臘護身符，引用了尼斯諾-君士坦丁堡信條，并將耶穌故事的重要方面（如他的出生、被釘十字架、埋葬和復活）安排成類似信條的公式。在這些情況下，修煉者和他們的客戶很可能是基督徒。[8]一次大公會議不得不譴責以這種方式制造和使用護身符的現(xiàn)象，這強烈暗示基督教領袖制造了護身符，而且基督教普通信徒也使用了護身符。除了這些譴責之外，在埃及修道院中還發(fā)現(xiàn)了魔法手冊（又名grimoires），這表明僧侶是古埃及晚期的實踐者之一。[9]因此，現(xiàn)有的證據(jù)使人們得出結論，許多在古代晚期生活在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自我認同的基督徒——神職人員和普通信徒，都認為基督教與制造或使用護身符之間沒有任何沖突。事實上，已知的魔法實踐和早期基督教儀式之間的界限是如此模糊，以至于在河馬的奧古斯?。?/fon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的神學中，基督教圣禮主要根據(jù)各自表演者的意圖和目標與魔法區(qū)分開來。對于奧古斯丁來說，圣禮建立了基督教信徒的社區(qū)，并服務于一般的利益，而魔法儀式則支持私人和個體的追求（盡管它們最終反映了與惡魔的共享）。[10]奧古斯丁關于魔法和基督教之間分離的觀點暗示了魔法和宗教之間的定義和區(qū)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識形態(tài)驅動的。
鑒于與“魔法”和“宗教”相關的固有偏見，學者們一直在爭論，這些術語是應該從學術詞匯中刪除，還是以適當?shù)募毼⒉顒e來使用。[11]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護身符和其他所謂的“魔法”物品需要完全融入我們對早期基督教的歷史重建。
二、一件敘利亞語護身符長卷的發(fā)現(xiàn)及保存情況
從1902年到1914年，德國普魯士“探險隊”先后四次來到吐魯番，除了數(shù)千件的文物，他們還帶回了20種文字和22種語言的4萬件寫本殘片到柏林。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在吐魯番綠洲的布拉依克、阿斯塔納、高昌、庫魯特卡和吐浴溝都發(fā)現(xiàn)了敘利亞語、粟特語、回鶻語和波斯語的基督教文本。其中有一件敘利亞語護身符寫卷是在1904年到1905年之間德國第2次吐魯番探險隊發(fā)現(xiàn)的，探險發(fā)現(xiàn)編號D（II）134，后來保存在柏林的民族學博物館（后改名為印度藝術博物館，現(xiàn)在是亞洲藝術博物館）并展出，1926年，德國吐魯番探險隊發(fā)掘的大部分手稿被轉移到普魯士科學院是出于研究目的。這些物品保存在博物館原來的木制框架里，其中一些帶有表示房間和展覽隔間的標記，[12]這些材料被帶到柏林并存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13]根據(jù)勒寇克的原始照片，可以假設寫本在從吐魯番帶回來之前原是固定在墻上的壁畫旁邊的。關于他們在戰(zhàn)爭結束時的下落，依靠英國記者、作家和歷史學家彼得·霍普柯克在他的《絲綢之路上的外國魔鬼》一書中的描述可知，隨著對柏林的轟炸襲擊的加劇，所有可移動的物品，包括寫本、雕塑和壁畫，都被裝在板條箱里，存放在掩體里，其中一個位于柏林動物園。從1943年到1945年，博物館本身一直遭到盟軍的轟炸，導致貼在博物館墻上的紀念碑被毀。1945年蘇聯(lián)軍隊占領柏林后，他們進入了這個地堡，并部分移走了里面的藏品。再后來，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被存放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旁邊還有由德米特里·克萊門茨和謝爾蓋·奧爾登堡率領的俄國探險隊在吐魯番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文物。這件敘利亞文護身符卷軸目前就保存在俄羅斯圣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國家博物館里，上面印著艾爾米塔什的吐魯番收藏編號ВДсэ-524，其最初德國探險發(fā)現(xiàn)編號D（II）134也還存在。[14]
此卷軸的歷史可以清楚地追溯到它最初的德國探險隊編的查找號碼。這在卷軸上出現(xiàn)了兩次，在第16行旁邊垂直寫為D134，在第66行旁邊垂直寫為DII134。該數(shù)字的三個組成部分如下：數(shù)字134表示從吐魯番返回柏林的途中存放物品的包裹；羅馬數(shù)字II代表第二次吐魯番遠征（1904年11月—1905年8月），由勒寇克領導；字母D是文獻發(fā)現(xiàn)地點達基亞努斯城（D?kyanus-shahri）。勒寇克（第二次和第四次探險隊隊長）和格倫韋德爾（第一次和第三次探險隊隊長）的說法，這個名字被當?shù)厝擞脕硖刂父卟懦?，也被稱為喀拉霍加或者亦都護（Idi-Qut）城。不知道為什么勒寇克和格倫韋德爾選擇了這個相當奇特的名字來指定其發(fā)現(xiàn)地，只能推測，這個稱謂在當?shù)氐拿癖娭惺呛苁軞g迎的，也許有對它背后傳說的長期迷戀。達基亞努斯（維吾爾語：D?qyanus）是德修斯（Decius）名字的一種形式，指一位迫害基督徒的羅馬皇帝（249—251），他的名字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基督教的圣徒傳記和殉難書中，最突出的是在以弗所的沉睡者傳說中。這個傳說講述了七個年輕的基督徒的故事，他們拒絕按照皇帝的法令犧牲，在以弗所城外的一個洞穴里躲避迫害。他們都在洞穴里睡著了，這個洞穴后來被密封，大約300年后，在狄奧多西二世（408—450）統(tǒng)治時期醒來。此傳說在更廣泛的基督教社區(qū)中流行，并從5世紀開始以多種語言傳播，最早的文本來源是敘利亞語。此傳說后來從敘利亞語翻譯為粟特語，并從吐魯番帶回柏林的基督教寫本中被發(fā)現(xiàn)。[15]
由于德國吐魯番探險隊對達基亞努斯城的考古調查，在城市廢墟中出土了大量的寫本殘片。雖然大多數(shù)是摩尼教佛教以及粟特語、回鶻語（也有中古伊朗語）寫本，但也有漢文和婆羅米文書寫梵文寫本。達基亞努斯城的基督教文獻大多是由勒寇克在第二次探險中發(fā)現(xiàn)的。這些片段包括6件敘利亞語殘片（TIID=SyrHT273，TIID319=SyrHT274-276，TIID114=SyrHT277，TIID20i5+6=SyrHT386）以及三件敘利亞語-粟特語雙語殘片（TIIID61=n190，TIID14=n214，TIID67=n223&n224）。盡管勒寇克在他的敘述中提到，在佛教、摩尼教和瑣羅亞斯德教的同一地方發(fā)現(xiàn)了基督教殘片，導致他假設相同的宗教建筑場所可能被不同信仰的信徒使用，但他沒有具體說明確切的尋找地點。這些考古層也沒有顯示出來，所以沒有外部線索來確定這些殘片的年代。我們可以猜測，也許一些基督教殘片是在河東岸的高昌故城城墻外的一個小建筑中發(fā)現(xiàn)的，被認為是基督教教堂的建筑，因為那幅著名的壁畫有著不尋常的肖像，被勒寇克解釋為圣枝主日場景的一個殘片。這一發(fā)現(xiàn)十分有趣，因為它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jù)，說明護身符不僅在教會或宗教的背景下使用，而且民間也有私人魔法實踐。這讓人聯(lián)想到吐魯番阿斯塔納古墓葬區(qū)303墓室內發(fā)現(xiàn)的名叫趙令達的卒于高昌和平元年（551）中國最早的漢文護身符寫本（封二圖4）[16]，吐魯番也發(fā)現(xiàn)了帶有漢文咒符的回鶻文護身符寫本（封二圖5）。[17]說明當?shù)匚幕校徽摰兰?、佛教、摩尼教、祆教或基督教環(huán)境都有使用護身符驅邪避災的傳統(tǒng)和習慣。
這件敘利亞語護身符ВДсэ-524卷軸長89.5厘米，寬7.0厘米23，并寫在一面薄棉紙上（封二圖6）。最初，卷軸被折疊了幾次，以便佩戴在身上。在第8和第9、第19和第20、第29和第30行、第39行、第48和第49行、第57和第58、第67和第68行之間，可以觀察到折疊的痕跡。紙張折疊的邊緣略有損壞。卷軸的上部也顯示了一些來自昆蟲的損傷。在修復過程中，原來的卷軸被粘在白色而不透明的紙上。為了展示，它被進一步粘在兩張重疊的現(xiàn)代紙上，顏色是深米色。這個護身符缺少開頭和結尾部分，包含78行，其中第一行只保留了一個敘利亞文字母。寫本是用黑色墨水寫的，偶爾也用紅墨水。用紅墨水書寫一個人名?gün?在整個文本中不斷重復，出現(xiàn)在第ll、17、19、23、31、48、62和78行上。此外，在第11、24、70、72、74、75、76和78行上還有紅色墨水書寫的標點符號。文本以不太規(guī)范的東敘利亞文書體寫成，帶有碑體和草書元素；它與位于內蒙古黑水城發(fā)現(xiàn)的用敘利亞文書寫的敘利亞語和回鶻語寫本有共同特征?？梢宰R別出3—4個不同的抄錄者的筆跡。在第57和58行有更明顯的變化，像是抄錄新手所為。
三、高昌回鶻人佩戴的敘利亞語護身符長卷的內容
根據(jù)狄根斯和斯麥洛娃有關該敘利亞語及其翻譯和考釋等研究介紹如下（敘利亞文原文省略）：[18]
（一）敘利亞文的翻譯
［...］［如果］一個人用黃金書寫（針對客戶的咒語），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如果一個人用白銀書寫，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如果一個人用青銅書寫，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如果一個人用鉛、鐵或陶容器書寫，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如果一個人已經(jīng)在樹葉上書寫，愿他（委托人）可以被解脫。如果一個人因嫉妒說出了（咒語），愿他（當事人）可以被解脫。如果一個人談論食物和飲料，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如果某人說了任何事，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主和我們的神，就像哈拿尼亞（?ananiah）的同伴從火的熔爐中釋放一樣，愿巫術的束縛從此人身上解除而避險（因這個護身符），斡袞齊（?gün?）就像他（上帝）把以色列的兒子從埃及人的征服中解放出來一樣，愿斡袞齊從巫術的鎖鏈中解脫出來，阿門！
以我就是我的名義，愿斡袞齊可以解脫并逃離魔法的束縛。以阿多奈（Adonai）的名義，愿他解脫。以加布里埃爾（Gabriel）和邁克爾（Michael）的名義，愿他可以解脫。以王位的名義，領土［原文如此］，愿他可以解脫。并且以智天使、六翼天使、公國、統(tǒng)治者、權力、大（天使）、天使和所有的圣人的名義，愿他可以戴上這（護身符），斡袞齊，從魔法的邪惡中解脫，阿門！
它的神秘力量值得稱贊的三位一體的圣父、圣子和圣靈，圣使徒返回家國，從對惡魔的虛假崇拜中解脫。它（三位一體）趕走了黑暗從整個地球的表面。這時神秘的力量愿能趕走邪惡的惡魔和他們所有的魔法，他們的策略和發(fā)明、邪惡的眼睛和惡魔、誹謗者和嫉妒以及每一個邪惡的敵人都暴露在他眼前，因佩戴上了這（護身符），斡袞齊。
正如賜予生命的力量，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惡魔被驅逐。病人被治愈，麻風病人被清洗，魔鬼逃散，惡靈落入深淵，根據(jù)我們主耶穌的圣言，這圣言驅逐這群從墳墓到（那特有的）居所里，所以愿邪惡的惡魔、其策略和魔法及嚴重疾病的束縛、意外和（所有）他的悲傷都被驅趕走，當他佩戴上這（護身符），斡袞齊，他就會擁有他想要的一切。
這個詛咒被我主勝利的十字架印記所封存和確認，被榮耀的祭壇的號角封存，被圣父、圣子和圣靈的可敬福音的斡旋所封存。阿門！而且被所有的教師、隱居者、朝圣者和苦行僧的祈禱所封存，阿門！以及被可敬的圣女瑪利亞的祈禱所封存，瑪利亞是基督的母親，阿門！
以圣父的名義，愿他（委托人）被解脫，阿門！以圣子的名義，愿他（委托人）可以解脫，阿門！以圣靈的名義，愿斡袞齊可以解脫，阿門！并從約束中
（二）護身符寫本結構及有關問題分析
敘利亞語護身符（包括咒語碗，類似于護身符）過去一段時間曾引起一些學者的研究興趣。在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其他幾件敘利亞語護身符現(xiàn)存于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吐魯番文獻中心、柏林國家圖書館普魯士文化遺產部以及亞洲藝術博物館。這些護身符寫本被韓特教授整理刊布，包括兩個片段的敘利亞語護身符（SyrHT99和SyrHT330）[19]，包含部分“圣塔姆西斯的祈禱”，[20]一個非常小的私人護身符（SyrHT152），[21]只有兩個敘利亞語單詞和一個雅致的十字架圖案，[22]兩個片段的護身符（n364和n365）[23]包含部分“馬爾塞普聯(lián)（MarCyprian）的詛咒”[24]和另一個護身符（SyrHT102），[25]也包含相同的文本。[26]此外，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還出版了一個提到馬爾·塞普聯(lián)的基督教粟特語護身符（n396）。[27]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保存的護身符卷軸并非完整的寫卷，文本的開頭和結尾都缺失了。盡管如此，在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是較長的基督教寫本之一，其剩下的部分仍然很值得注意，而且這件護身符充滿了典型的語言和主題表達。這件護身符卷軸以一個遵循一般公式的列表開始：“如果一個人在____上寫了（針對客戶的咒語），愿他（客戶）被解脫”，后面就跟隨一個固定程式“如果一個人用/在____上說了（一個咒語），愿他（客戶）可以被解脫”。然后，卷軸引用了基督的力量，繼續(xù)使用“讓他解脫”這個短語，之后它過渡到舊約歷史的一部分（敘事咒語）。在這之后，從舊約到新約的歷史，開始提到三位一體的名字，使徒和“從地球驅逐黑暗的人”的名字。這些召喚導致了一系列的魔法實踐和實體，護身符的佩戴者應受到保護。在基督做了一系列奇跡行為之后，護身符敘述了在馬太福音8：28-34、馬可福音5：1-20、路加福音8：26-39與加達倫惡魔的相遇并再次相聚。又一次列出了護身符保護佩戴者遠離惡魔活動的清單。護身符現(xiàn)存的部分以印章、祭壇、福音、圣徒的祈禱和三位一體的名義的三倍力的解脫作為結束。
寫本中有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用紅色書寫的回鶻語單詞?gün?被用作人名“斡袞齊”，其詞根?g-“贊美”+動詞反身態(tài)詞尾-ün構成?gün-“自我贊美，自夸”，詞干后+名詞詞綴-?構成名詞?gün?“自贊、自夸”，[28]其在基督教護身符文本中似乎另有意思，它被簡單地用作“贊美，榮耀”一詞。14世紀的《庫曼法典》（Codex Cumanicus）中就有?gün?這個詞。[29]在這件護身符長卷中用紅色標出的?gün?一詞不僅僅有“贊美，榮耀”意思，還被用做“斡袞齊”人名，即護身符的制作客戶，它很可能是回鶻人中一個常見的名字。在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也出現(xiàn)過這個人名，即高昌回鶻亦都護統(tǒng)治者的兄弟的名字，他在1209年向蒙古人投降后與蒙古人結盟，陰謀涉及回鶻亦都護，他自己砍掉了兄長的腦袋并隨后繼承了亦都護汗國的王位，事件發(fā)生在伊斯蘭歷法650年，也即公元1252—1253年。[30]
可以用于書寫護身符的材料有：金、銀、青銅、鉛、鐵和陶器/鍋瓦，或一片樹葉，它們似乎涵蓋了廣泛的材料，可以書寫古代的魔法文本。
文本提及“哈拿尼亞的同伴”（l.14）如何從火爐中解脫出來（l.15）（Dan.3:13-30），這個短語也出現(xiàn)在科茲洛夫（Piotr Kozlov）在黑水城發(fā)現(xiàn)的敘利亞語-回鶻語護身符寫本中，[31]也出現(xiàn)在由韓特教授刊布的19世紀庫爾德斯坦發(fā)現(xiàn)的敘利亞語護身符寫本中。[32]
兩個大天使“加布里埃爾和邁克爾”（l.25）在敘利亞語祈愿護身符中經(jīng)常與其他天使被提到。在四部經(jīng)典的大天使中——加布里埃爾、邁克爾、拉斐爾和烏列爾中，只有前兩個在《圣經(jīng)》中被命名（加布里埃爾分別在Dan.8:15,16;9:21;Luke1:19,26中出現(xiàn)；邁克爾分別在Dan.10:13,21;Dan.12:1;Jude1:9;Rev.12:7中出現(xiàn)）。
文本在提到“圣父、圣子和圣靈的神圣福音”之后（ll.68-70），護身符喚起對基督教圣徒的祈禱：“教師、孤獨者、朝圣者和苦行者”（l.71-72）。短語“通過對圣母瑪麗的祈禱”（l.72-74），在敘利亞的祈愿護身符中非常常見，尤其是在文本的末尾。[33]“基督之母”（l.74）這個表達構成了護身符起源于東方教會的明確證據(jù)，在敘利亞護身符中出現(xiàn)頻率并不高。[34]然而，我們確實在一些吐魯番文本中找到了它們：圣母瑪利亞的敘利亞語祈禱小冊子（SyrHT279，SyrHT280），兩個來自確定的敘利亞語祈禱書《胡德拉》（N）禮拜文本（SyrHT337，n421）和另一個帶有粟特語為牧師提示的敘利亞語禮拜文本（n395）。[35]該寫本與編號為SyrHT274-276（其原始編號為TIID319，現(xiàn)藏德國國家圖書館）的三個文本可以對接，都出自勒寇克第二次探險時在高昌的達基亞努斯城發(fā)現(xiàn)的收藏品。
這件長卷與另一個文本，即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文物研究所在1983—1984年的黑水城考古中發(fā)現(xiàn)的編號為H彩101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與驅魔有關，脫離了早期的敘利亞文學，因為它有“魔法”術語。[36]甚至黑水城寫本的來源會不會是12—13世紀間高昌地區(qū)的基督徒移居黑水城時，從吐魯番帶去了相似文本呢？這個假設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總之，盡管這件長卷護身符是在吐魯番寫成的，客戶的回鶻人名也非常清楚，它位居各種阿拉美語方言（如猶太阿拉美語語、曼達語和敘利亞語）的魔法文本的漫長歷史鏈條上，最終可以追溯到古代亞述和巴比倫的時代，在那里可以找到如此多魔法文本的起源。這件護身符和遍布地中海和美索不達米亞（從古代晚期到19世紀）的魔法文本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可以將護身符與具有共同主題和術語的更廣泛的魔法文本家族聯(lián)系起來。希伯來圣經(jīng)和新約的痕跡，兩者都選擇了尊重歷史。護身符引用了舊約中的“我就是我”，以及阿多奈和新約的三位一體的公式。與那些關于邪惡的眼睛和瘋狂的惡魔一樣，基督的治愈和驅魔被強調為權威的先驅，這件護身符能夠使客戶從邪惡的影響中解脫出來。這個護身符與東方教會有著特殊的聯(lián)系，東方教會在吐魯番基督教社區(qū)占主導地位。在接近卷軸末端的封存部分，除了祭壇的角，還提到了圣薩利巴（即十字架）的封存，由此可以理解，十字架本身是教會在圣十字架提升的盛宴上用來慶祝的。在文本中，我們遇到了被稱為“基督之母”的圣瑪利亞，這個術語深深嵌入在東方教會捍衛(wèi)的安提阿神學傳統(tǒng)中。盡管這個護身符具有近東血統(tǒng)，將它與古代晚期的猶太和基督教思想聯(lián)系起來，但復制和使用文本的回鶻人基督教社區(qū)似乎在我們關注的文物上留下了一些痕跡。從多重拼寫錯誤中可以明顯看出有回鶻語的語法干擾。似乎也有可能在一些敘利亞語單詞的書寫方式上存在語音的影響。由此我們看到這件文本的長途旅行及其軌跡，它從其起源地美索不達米亞出發(fā)向東通過波斯和絲綢之路由傳教士一直帶到中國西部高昌回鶻汗國地方政權所轄區(qū)域，在高昌城的殘垣斷壁下靜埋了幾個世紀后，它被德國探險隊發(fā)現(xiàn)并帶到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炸中幸存下來，并從那里再次被帶到俄羅斯圣彼得堡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新家。
注釋：
[1]Robin Ngo: “1,500-Year-Old Christian Amulet References Eucharist”,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2014-9-5. https://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topics/post-biblical-period/1500-year-old-christian-amulet-references-eucharist/.
[2]Joseph E. Sanzo： Scriptural Incipits on Amulets from Late Antique Egypt: Text, Typology, and Theory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4）, p. 10,14, 74-135.
[3]上引 Joseph E. Sanzo, 2014, p. 2, 5。
[4]Theodore de Bruyn, “Papyri, Parchments, Ostraca, and Tablets Written with Biblical Texts in Greek and Used as Amulets: A Preliminary List,” in Early Christian Manuscripts: Examples of Applied Method and Approach，eds. Thomas J. Kraus and Tobias Nicklas, （Leiden: Brill, 2010）, pp. 145-90, at pp. 166-81.
[5]上引 Joseph E. Sanzo, 2014, p. 4。
[6]這份文件是耶穌和埃德薩國王阿布加（Abgar）之間進行的通信的第二封信。這兩份文件在古代晚期通常被用于護身符上。
[7]Franco Maltomini and Robert Daniel, eds.: Supplementum Magicum, 2 vols. （Opladen: Westdt. Verl., 1990-1992）, p.31.
[8]上引 Maltomini and Daniel, 1973-1974, pp. 23-35。
[9]編號為 P. Cairo 45060 的一件魔法手冊埋在僧侶牢房里的罐子里被發(fā)現(xiàn)的，對此的討論表明僧侶是作為儀式專家進行祈禱的。參見 David Frankfurter, Religion in Roman Egypt: Assimil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51-264, esp. p. 258。
[10]Robert A. Markus: “Augustine on Magic: A Neglected Semiotic Theory,” Revue de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40 （1994）, pp. 375-388.
[11]David E. Aune, “‘Magic’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Its Ancient Mediterranean Context: A Survey of Some Recent Scholarship,” Annali di storia dell’esegesi 24 （2007）, pp. 229-294.
[12]Ay?e KiLi? Cengiz & Anna A. Turanskaia：“Drevneuigurskie fragmenty Sitātapatrādhāra?ī v kollektsii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Old Uyghur fragments of Sitātapatrādhāra?ī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Pismennye pamiatniki Vostoka 4 （issue 43） 2019，5-23.
[13]提及這件護身符寫卷保存地點并首次刊布照片的是普切林和拉什曼。參見 Nikolai G. Pchelin & Simone- Christiane Raschmann: “Turfan Manuscripts In The State Hermitage — A Rediscovery”,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4, 2016, 3-43。
[14]上引 Pchelin & Raschmann，2016, 5。
[15]本文重點參考文獻之一是狄根斯和斯麥洛娃合寫的文章，特此鳴謝！參閱 Mark Dickens & Natalia Smelova: “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7, No. 2 （14）, 2021, pp. 107-147。
[16]此圖版由故宮博物院王素研究員提供。
[17] Peter ZIEME: 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 Turnhout: Brepols 2005 （Berliner Turfantexte 23）.
[18] Mark Dickens & Natalia Smelova: “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 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Vol. 7, No. 2 （14）, 2021, pp. 107-147.
[19]祈愿護身符 B，參見 Erica C.D. Hunter & Mark Dickens : Syr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2.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 2）.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2014: 453。
[20]Erica C.D. Hunter: “Traversing Time and Location: A Prayer-Amulet of Mar Tamsis from Turfa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 Patristica-Oecumenica, vol. 5）. Ed. by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2013: 25-41.
[21]祈愿護身符 E，參見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453。
[22] Erica C.D. Hunter: “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 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 In 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 Select Studies in Aramaic, Hebrew, and Greek （Perspectives on Linguistics and Ancient Languages 9）. Ed. by Tarsee Li & Keith Dyer.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77-96. 2017: 82-83.
[23]祈愿護身符 F，參見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453。
[24]上引 Hunter 2017: 85-86, 88。
[25] 祈愿護身符 C，參見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453。
[26]上引 Hunter 2017: 86-88. 另見 Erica C.D. Hunter: “Syriac Prayer-Amulets from Turfan” The Harp 33, 2018。
[27] Nicholas Sims-Williams : “The Sogdian ‘Book of Life’ Reconsidered”. In: Artifact, Text, Context: 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vol. 17）. Ed. by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Verlag, 2020: 113-119.
[28]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is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100, 110-111.
[29]Aleksandr Garkavets: Codex Cumanicus: vtoroe polnoe izdanie ［Codex Cumanicus: the second complete edition］. Almaty: Almaty-Bolashak. 2019：98, 104, 122.
[30]該書作者提到突厥語 ?gün? 還有“法庭”的意思。參見［伊朗］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濟譯，翁獨健校訂，據(jù)波伊勒英譯本翻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58—60 頁。
[31]Natalia Smelova: “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 nouvell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 In: Le christanisme syriaque en Asiecentrale et en Chine （études syriaques, 12）. Ed. by Pierre Marsone & Pier Giorgio Borbone. Paris: Geuthner: 2015, （215-236）: 228.
[32]Erica C.D. Hunter: “Magic and Medicine amongst the Christians of Kurdistan”. In: The Christian Heritage of Iraq （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 13）. Ed. by Erica C.D. Hunter.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09 （187-202） 200.
[33] Erica C.D. Hunter: “Another Scroll Amulet from Kurdistan,” in After Bardaisan: Studies i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Honour of Professor Han J.W. Drijvers （Orientalia Lovaniensia Analecta 89）. Ed. by Gerrit J. Reinink & Alexander Cornelis Klugkist. Leuven: Peeters: 161-172. 1999: 167, 169, 170, 171.
[34]Hermann Gollancz: The Book of Protection, Being a Collection of Char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lxv, lxvii.
[35]上引 Hunter & Dickens 2014: 264, 265, 307-308, 402, 412。
[36] Shinichi Muto: “The Exorcism in the Newly Found Khara-Khoto Syriac Document”. In: Winds of Jingjiao: 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vol. 9）. Ed. by 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Wien: LIT Verlag: 147-151. 2016; 另見上引 Smelova 2015: 232-233。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4年第1期，該編輯部已授權轉載）
（編輯：許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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