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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飛翔、曹飛等學者在長期的田野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晉東南地區(qū)鄉(xiāng)村文廟中修建戲臺的現(xiàn)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指出獻演戲劇的做法不符合官方正統(tǒng)文廟祭祀必用“雅樂”的禮儀制度，反映出鄉(xiāng)村文廟在廟宇規(guī)制與祭祀方式上與官方正統(tǒng)文廟存在較大的差異。[60]實際上，由于明清時期澤州民間的村社組織在鄉(xiāng)村文廟的修繕、祭祀活動中成為主導力量，因而這些鄉(xiāng)村文廟建筑格局可以按照民間信仰觀念及地方賽社實踐的具體需要來呈現(xiàn)，而相關的“春祈秋報”祭祀儀式也就充分融合了澤州地方賽社傳統(tǒng)和民俗生活元素。并且，鄉(xiāng)村文廟以上供、獻戲祭孔，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官方文廟釋奠祭孔的內(nèi)在禮制精神，同時又受到地方化賽社習俗的深刻重塑，生動體現(xiàn)了儒家禮制的正統(tǒng)神圣符號在功能性整合的框架下與民間信仰傳統(tǒng)、地方賽社習俗的交融互動邏輯。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論，澤州地區(qū)數(shù)量眾多的鄉(xiāng)村文廟主要來源于元代大規(guī)模修建的社學文館，這些社學文館普遍具有教學空間與禮儀空間并存的形制格局，實質(zhì)上是一種兼有文教和祭孔雙重功能的“社學型文廟”。由于缺乏持續(xù)穩(wěn)定的經(jīng)費保障，這些“社學型文廟”在明代以后整體上趨于衰落，一部分“社學型文廟”的禮儀空間因鄉(xiāng)村民眾的持續(xù)修繕而長期得以保留，并經(jīng)過地方里社祭祀實踐與民間信仰傳統(tǒng)的持續(xù)重塑，逐漸演變?yōu)橐钥鬃訛橹魃?、具有“春祈秋報”功能的“社廟型文廟”。明清時期澤州鄉(xiāng)村文廟從社學到社廟的演變過程，體現(xiàn)了儒家禮制正統(tǒng)神圣符號與民間信仰傳統(tǒng)及地方賽社習俗的持續(xù)互動與深度交融。澤州鄉(xiāng)村民眾對于孔子形象的樸素認知與信仰觀念，構(gòu)成了這類廟宇香火綿延并成為村社“春祈秋報之所”的強大動因；同時，在鄉(xiāng)村文廟中供奉祭品、獻演戲劇等儀式實踐，也充分融合了澤州地方賽社傳統(tǒng)與民間信仰禮俗特征。由此可見，儒家禮制教化體系在地方社會禮俗環(huán)境中的傳衍是一個復雜的適應、互動過程。作為“春祈秋報之所”的鄉(xiāng)村文廟，實際上以一種特殊的公共禮儀空間形態(tài)連接起國家禮制教化實踐與民間賽社習俗及信仰實踐，生動體現(xiàn)了國家禮制教化體系在地方鄉(xiāng)村社會的長期深拓過程中“因俗而治”的適應邏輯與內(nèi)在張力。

注釋：

[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3《學?？肌?，中華書局2011年，第1245頁。

[2]郝平、魏春羊：《儒學的鄉(xiāng)村滲透：以宋至清山西鄉(xiāng)村文廟為中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3]明成化《山西通志》卷5《祠廟》，中華書局1998年，第182頁。

[4]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主要有孟梓良：《山西現(xiàn)存孔廟調(diào)查與研究》，山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魏春羊：《鄉(xiāng)村文廟探秘：靈石縣靜升文廟田野考察報告》，《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郝平、魏春羊：《儒學的鄉(xiāng)村滲透：以宋至清山西鄉(xiāng)村文廟為中心》，《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等。

[5]（清乾?。而P臺縣志》卷12《古跡》，三晉出版社2012年，第269頁。

[6]（清雍正）《山西通志》卷36《學校》，中華書局2006年，第870頁。

[7]（清乾隆）《鳳臺縣志》卷12《古跡》，三晉出版社2012年，第272頁。

[8]郭東：《建寧里重修文廟碑》，明隆慶二年（1568），王樹新主編：《高平金石志》，中華書局2004年，第517-518頁。

[9]師周官：《新增左右龕記》，清嘉慶十二年（1807），碑存晉城市澤州縣巴公鎮(zhèn)東四義村。

[10]清雍正《山西通志》卷59，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11]郝經(jīng)：《陵川集》卷27《宋兩先生祠堂記》，三晉出版社2006年，第950頁。

[12]車文明研究認為：“程子立學校、厚風化被地方史志以及后世名人屢屢提起，甚為自豪，已經(jīng)積淀成為一種長久的集體記憶，成為當?shù)匾环N強有力的文化象征。”參見車文明：《諸宮調(diào)創(chuàng)始人孔三傳新解》，《文藝研究》2014年第2期。杜正貞也指出，金元以來澤州地方士紳為建構(gòu)地方文化傳統(tǒng)而對“程子鄉(xiāng)?！贝蠹油癸@，進一步增強了其影響力。參見杜正貞：《村社傳統(tǒng)與明清士紳：山西澤州鄉(xiāng)土社會的制度變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79-86頁。

[13]宋濂：《元史》卷38《本紀·順帝一》，中華書局1976年，第820頁。

[14]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卷23《勸農(nóng)立社事理》，天津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2011年，第919-920頁。

[15]王洋：《停滯與潛流：蒙元時期北方漢地的教育興復與社會變遷--以山西為中心的考察》，《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2期。

[16]景國禎：《石末村宣圣廟記》，元泰定三年（1326），王樹新主編：《高平金石志》，中華書局2004年，第512頁。

[17]宋翼：《澤州高平縣米山宣圣廟記》，元泰定二年（1325），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33，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8頁。關于郭質(zhì)修建社學的具體數(shù)目，另有“五十八里”之說，參見明成化《山西通志》卷13。

[18]《朱莊創(chuàng)建文館記》，元泰定三年（1326），常書銘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高平市卷》，三晉出版社2011年，第71頁。

[19]趙宗元：《周纂里重修文廟記》，元泰定三年（1326），碑存晉城市高平市馬村鎮(zhèn)大周村文廟。

[20]段飛翔、曹飛等學者也認為，當?shù)孛癖娮鸪缛鍖W、設廟立館祭祀孔子并進行文教活動，對這些社學文館冠以“文廟”之名，也是符合情理的。參見段飛翔、曹飛：《陵川縣南召文廟及戲曲碑刻考述》，《戲劇》2017年第4期。

[21]趙宗元：《周纂里重修文廟記》，元泰定三年（1326），碑存晉城市高平市馬村鎮(zhèn)大周村文廟。

[22]王玔：《重修先師廟記》，明隆慶五年（1571），碑存晉城市城區(qū)西上莊街道五門村文廟。

[23]《元史》卷76《祭祀志》，中華書局1976年，第1892頁。

[24]趙宗元：《周纂里重修文廟記》，元泰定三年（1326），碑存晉城市高平市馬村鎮(zhèn)大周村文廟。

[25]申萬里：《元代文廟祭祀初探》，《暨南史學》第三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90頁。

[26]正如清代學者司昌齡在考述石末村文廟歷史時說：“蓋學宮有司春秋致祭，而鄉(xiāng)校則有司所不至?！眳⒁娝静g：《石村修文廟記》，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常書銘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高平市卷》，三晉出版社2011年，第1198頁。

[27]趙宗元：《周纂里重修文廟記》，元泰定三年（1326），碑存晉城市高平市馬村鎮(zhèn)大周村文廟。

[28]宋翼：《大元澤州高平縣伯方里學館記》，元泰定三年（1326），碑存晉城市高平市寺莊鎮(zhèn)伯方村文廟。

[29]王玔：《重修先師廟記》，明隆慶五年（1571），碑存晉城市城區(qū)西上莊街道五門村文廟。

[30]對此，明太祖在洪武十八年（1385）頒布的《御制大誥》中頗顯無奈地說：“好事難成。且如社學之設，本以導民為善，樂天之樂；奈何府州縣官不才，酷吏害民無厭，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愿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愿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朕恐逼壞良民不暇讀書之家，一時住罷?！眳⒁娭煸埃骸队拼笳a·社學第四十四》，明洪武內(nèi)府刻本。

[31]司昌齡：《石村修文廟記》，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常書銘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高平市卷》，三晉出版社2011年，第1197-1198頁。

[32]郭東：《建寧里重修文廟碑》，明隆慶二年（1568），王樹新主編：《高平金石志》，中華書局2004年，第517-518頁。

[33]《重修先師廟序》，明萬歷十九年（1591），碑存晉城市陵川縣秦家莊鄉(xiāng)德義村。

[34]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第3冊，第1662頁。

[35]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卷94，廣陵書社2007年，第1476頁。

[36]杜正貞：《區(qū)域社會中作為信仰、制度與民俗的“社”》，《學術月刊》2016年第12期。

[37]姚春敏、楊康：《清代鄉(xiāng)村社廟認定與社神選擇--以清代澤州府為中心》，《求是學刊》2020年第5期。

[38]王群韜：《祈報之所：清代澤州三教合祀廟宇與社祭傳統(tǒng)》，《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4期。

[39]韓蘇：《上佛里大廟興造記》，清康熙五年（1666），《晉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第652-653頁。

[40]張詩銘：《上佛村重修大廟創(chuàng)建文廟記》，清道光二年（1822），栗守田主編：《上伏村志》，上伏村志編委會1995年，第231頁。

[41]張治昌：《重修文廟碑記》，清光緒十八年（1892），碑存晉城市陵川縣平城鎮(zhèn)南召村文廟。

[42]李元英：《勾要西里重修文廟碑記》，民國二十四年（1935），碑存晉城市高平市米山鎮(zhèn)勾要村。

[43]張治昌：《重修文廟碑記》，清光緒十八年（1892），碑存晉城市陵川縣平城鎮(zhèn)南召村文廟。

[44]張志剛：《“宗教中國化”義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47頁。

[45]清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卷35，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370頁。

[46] J.J.M.de Groot,Religion in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The Knickerbocker Press,1912,pp.24-25.

[47]《新增左右龕記》，清嘉慶十二年（1807），碑存晉城市澤州縣巴公鎮(zhèn)東四義村。

[48]李保太主編：《攔車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7頁。

[49]成一農(nóng)也認為，“學毀廟存”的現(xiàn)象其實與科舉制興盛背景下民間社會對孔子祭祀的逐漸認同有關。參見成一農(nóng)：《宋、遼、金、元時期廟學制度的形成與普及》，張希清等主編：《10-13世紀中國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182頁。

[50]在澤州地區(qū)，鄉(xiāng)村民眾通常將男性神靈稱為“老爺”，將女性神靈稱為“奶奶”或“娘娘”。“夫子老爺”的稱謂充分體現(xiàn)了澤州民眾對于孔子形象的樸素認知，并且這種具有濃厚地方民俗特征的稱謂早在清代初年即已出現(xiàn)于相關碑記的行文中。參見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教碑記》，碑存晉城市澤州縣柳樹口鎮(zhèn)西柳角三教堂。

[51]《陵川縣南趙村為重修古廟記》，明萬歷十六年（1588），碑存晉城市陵川縣平城鎮(zhèn)南召村文廟。

[52]張立紀：《春祈秋報之粟碑》，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碑存晉城市高平市建寧鄉(xiāng)建北村文廟。

[53]張詩銘：《上佛村重修大廟創(chuàng)建文廟記》，栗守田主編：《上伏村志》，上伏村志編委會1995年，第231頁。

[54]王群韜：《殊途同歸：明清澤州地區(qū)三教廟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22年，第60頁。

[55]清道光五年（1825）至道光六年（1826）《賽社諸事部》（抄本），李興剛先生收藏。

[56]馮俊杰：《山西方志及碑刻所見民間演劇史料輯考》，《戲曲研究》2006年第6期。

[57]韓蘇：《上佛里大廟興造記》，清康熙五年（1666），晉城市地方志叢書編委會編著：《晉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第652-653頁。

[58]張治昌：《重修文廟碑記》，清光緒十八年（1892），碑存晉城市陵川縣平城鎮(zhèn)南召村文廟。

[59]2020年11月18日筆者在晉城市城區(qū)西上莊街道五門村實地訪談村民口述記錄。

[60]段飛翔、曹飛：《陵川縣南召文廟及戲曲碑刻考述》，《戲劇》2017年第4期。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3年第5期，該編輯部已授權(quán)轉(zhuǎn)載）

（編輯：許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