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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云貴，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不久以前，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和世界宗教所的聯(lián)合邀請，美國著名中東和伊斯蘭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教授首次來華訪問，并以伊斯蘭教與國際政治關系為題，向兩所的學界同仁作學術報告，引起熱烈反響。埃斯波西托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專家學者，素以治學嚴謹、立論公允飲譽西方學術界。從80年代初發(fā)表《伊斯蘭復興之吶喊》到不久前主編四卷本《現(xiàn)代伊斯蘭世界百科全書》，在短短的十余年間，埃斯波西托相繼完成了13部專著，可謂業(yè)績斐然，令人肅然起敬。

出自專業(yè)的興趣，我閱讀過埃斯波西托的大部分著作，受益匪淺、感慨良多。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隨緣而起”，大多圍繞著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這一前沿性課題，皆有較高的信息量和學術價值?？墒侨绻欢ㄒ以谒闹髦凶鞒鲞x擇，我則對他貌不驚人的一部近著情有獨鐘，這便是在此向讀者評介的這部小書。我偏愛這部著作有三點原由。一是作者來華所作的學術報告是以本書為底本，當時因受時間的限制，報告人未能充分闞釋自己的觀點，理當給予一個補償?shù)臋C會，以便使我國學界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學術思想。二是作者對“伊斯蘭威脅論”所持的基本觀點與我相近，多有“不謀而合”之處。三是“伊斯蘭威脅論”問題，是一個熱點、難點和相當敏感的重大課題，而作者的見解同時下流行于美國政界、學界和新聞傳媒中的主流話語相比，可謂大相徑庭、反差強烈，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由于文化背景、價值觀念、治學方法等諸多固有的差異，筆者雖然興致勃勃地讀完了全書，并深深地為書中許多真知灼見所打動，但仍難以完全了解作者的心路歷程。因而，這里只能按自己的理解談幾點感受，權當作對本書的一個粗線條的評介。好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原著，作出見仁見智的結論。
一、以歷史和現(xiàn)實為立論依據(jù)，避免空論
伊斯蘭威脅，是精心編織的神話還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這是本書的主題，也是作者欲回答和澄清的一個根本問題。8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出自強權政治的需要，對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采取斷然否定的態(tài)度，他們把原教旨主義簡單地等同于伊斯蘭教，視為對西方安全的嚴重威脅。而在90年代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冷戰(zhàn)結束以后，他們則把原教旨主義視為繼“紅色威脅”消失后對西方全球性的“綠色威脅”（伊斯蘭教尚綠），提高到戰(zhàn)略的高度，嚴加防范和遏制。這一偏頗的態(tài)度，不僅嚴重扭曲了伊斯蘭教在西方的形象，使西方公眾普遍產(chǎn)生厭惡和排拒心理，而且急劇惡化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加深了伊斯蘭世界的動蕩、分裂和沖突。埃斯波西托決意撰著這部“說易也易、說難也難”和極可能引起風波的著作，意在使更多的美國公眾了解事實真相，并通過社會輿論使美國政府改變偏執(zhí)、傲慢和武斷的態(tài)度，從而使外事決策立足于事實和科學分析的基礎之上。其良苦用心跳動于字里行間，昭然可見。
經(jīng)驗表明，人們之所以對同一事物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斷，固然與個人所取的立場、觀點、方法密切相關，而文化差異、傳統(tǒng)偏見也是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作者認為，由于歷史上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長期處于對峙和沖突之中，雙方積怨太深、難免產(chǎn)生誤解；加之西方大專院校關于東方宗教的課程設置是以滿足區(qū)域研究為主旨，只重政治功利主義、忽視宗教人文價值，往往表現(xiàn)出割斷歷史、“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傾向，從而使西方普通受教育公眾對伊斯蘭教所知甚少，很難全面地、歷史地、辯證地去看待異質的宗教文化。故此，作者并不急于“曉之以理”以改變?nèi)藗冮L期形成的思維定勢，而是采取了“讓事實講話”的科學態(tài)度。
本書共六章，前五章皆以客觀地陳述事實為基調。作者論述了當代伊斯蘭教多種不同的形態(tài)、趨向和功能，揭示了伊斯蘭復興主義多元化的內(nèi)涵和多重的價值取向；追述了歷史上伊斯蘭教與西方?jīng)_突、合作、對峙的根源和過程，分析了二者此消彼長，命運交替、優(yōu)勢互補、復雜多變的關系，凸現(xiàn)了西方自近代以來的強勢地位以及由此而在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多種不同的回應，諸如復興與改革潮流、排拒與疏離潮流、世俗主義與西方化、伊斯蘭現(xiàn)代主義以及各種形態(tài)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潮流。作者還著重分析了伊斯蘭教與伊斯蘭國家政權多重復雜的關系，描述了各國伊斯蘭教組織的復雜情況，并以重點國別研究和有代表性的宗教組織為實例，歸納了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組織的類型，分析了各自不同的政教關系、社會主張、價值取向和交互影響。所有這一切意在以不爭的事實為據(jù)。確證作者欲引起重視的一系列基本觀點：伊斯蘭教作為傳統(tǒng)文化方式不是“鐵板一塊”，不是一成不變的統(tǒng)一體，沒有固定不變、常駐常在的原型；穆斯林世界不是統(tǒng)一的政經(jīng)實體，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其成員國之間既有親和力也有矛盾，對西方的政治態(tài)度也互不一致；各國的伊斯蘭教組織不論在政治態(tài)度、意識形態(tài)、社會目標還是在組織方式、斗爭策劃上都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作者進而提出，對一個復雜的事物必須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不能走捷徑：“如果一種簡便的理論足以解釋一切，那它就什么也解釋不了。”
二、反對化約論，提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伊斯蘭威脅，是荒誕離奇的神話還是冷酷不爭的現(xiàn)實？對這一敏感的話題，作者采取了二分法的辯證態(tài)度。一方面作者并不否認，當今伊斯蘭復興運動，特別是其中的極端主義派別，確實對西方的強權政治構成某種威脅。另一方面作者又反對無限度夸大這種威脅，甚至把反對西方看作是伊斯蘭教的本性，而主張實事求是地予以評估。這種“區(qū)別對待”的意向，誠如作者在導論中所闡明的：必須把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的沖突與直接的政治威脅嚴格地區(qū)別開來，為此，必須反對化約論和簡單化的傾向，對復雜的情況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把神話與現(xiàn)實、伊斯蘭教的統(tǒng)一性與表現(xiàn)形態(tài)的多樣性，把少教人的暴力行為與多數(shù)人正當合法的理想抱負和法規(guī)政策嚴格區(qū)別開來”。作者反對化約論的立場源自一位富有正義感的人文學者的社會良心，因為作者從現(xiàn)實生活中深深地感到，在當今的美國，詆毀、丑化、歪曲伊斯蘭文化已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政治需要。作者把美國決策者的化約論概括為一個簡便的公式：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激進主義，而激進主義＝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正是根據(jù)化約論，美國和西方的新聞傳媒精心編織了一個伊斯蘭擴張的現(xiàn)代政治神話，以虛假的情報、荒誕的邏輯、聳人聽聞的言辭欺騙社會輿論，對普通西方公眾造成嚴重的輿論誤導。
為了反駁化約論和不顧事實的實用主義，作者在本書最后一章作了精辟的分析，澄清了許多理論是非。而這些言辭出自一位西方學者之口，就更加難能可貴。例如，作者在論及所謂原教旨主義國際化趨勢時，就對泛伊斯蘭神話頗不以為然。作者認為，把伊斯蘭教視為一個整體是一個不斷重復的神話，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態(tài)度。當西方需要渲染伊斯蘭世界內(nèi)部矛盾時，如在兩伊戰(zhàn)爭期間，就夸大遜尼派與什葉派、阿拉伯人與伊朗人、民族主義者與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而當需要強調原教旨主義對西方盟國的共同威脅時，就把以往說過的自相矛盾的話忘得一干二凈。由此作者對美國政府實用主義的政策作了尖刻的批評。作者指出，早在布什總統(tǒng)執(zhí)政時期，就把原教旨主義看作是如同納粹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一類的幽靈，作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判斷，如今克林頓政府更把原教旨主義視為主要大敵，揮舞著制裁大棒，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由于這種錯誤的判斷，當今美國政府正在重犯冷戰(zhàn)時代的錯誤：當年為了遏制“紅色威脅”，不斷夸大蘇聯(lián)的實力，美國有那么龐大的情報機構，而在蘇聯(lián)行將解體時，卻無人能作出像樣的形勢預測；如今為了對付全球性的“綠色威脅”，竟閉眼不看當今伊斯蘭世界四分五裂的現(xiàn)實。
作者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反駁可謂是精妙之筆?！拔拿鳑_突論”可謂是化約論的杰作。按照這一理論，差異意味著矛盾，矛盾意味著沖突對抗，而沖突對抗的最高形式即戰(zhàn)爭；既然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屬于性質不同的兩種文明，二者的沖突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作者在歷史事實的陳述中已經(jīng)針對化約論的歷史觀作過前提性的分析，因而在反駁其論點時更加得心應手。作者指出，用宗教和民族的詞語來解釋群體認同固然不失為一家之言，由此在人們的觀念中造成“我們與他們”相區(qū)別的意識。然而，不應忘記，這種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觀念正是西方教育結出的苦果。它的一個固有的傾向是對他者的宗教文化愚昧無知，并且總是從自己的理想和價值觀出發(fā)來要求他者。簡言之，贊同“文明沖突論”就是公然提倡雙重標準：人們用一種標準去看待文化親緣的國家，而用另一個標準去看待他國。作者指出，“文明沖突論”可以從民族國家、意識形態(tài)、冷戰(zhàn)等沖突和對抗的歷史事實找到根據(jù)，但這些不愉快的篇章“只是現(xiàn)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F(xiàn)實表明，化約論不能解釋美國的對外政策，“美國對日本或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不是以共同的文化、宗教或文明為基礎，而是基于國家或集團的實際利益”。合作固然可以來自共同的宗教或文化背景，然而更常見的情形是來自對國家和共同的戰(zhàn)略利益的確認。
三、提倡文化多元主義，反對歐洲中心論
如前所述，如何看待“伊斯蘭威脅論”問題，所關涉的不限于如何評估伊斯蘭教與西方的關系等現(xiàn)實問題，還涉及歷史文化觀等根本問題。西方故意夸大來自伊斯蘭的威脅，其深層次的根源在于表現(xiàn)為歐洲中心論的“文化霸權主義”態(tài)度。為此，作者在批駁化約論、武斷論的基礎上，深入批判了歐洲文化中心論，弘揚了文化多元主義、文化寬容等人文主義思想，強調不同文明之間應當互相尊重和理解，開展有益的對話、交流與合作。這方面以三點最引人注目。
首先，從文化語境上批評了關鍵詞語的失范。作者指出，原教旨主義一詞源自英語表述中的“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一詞，而這一詞語概念有特定的內(nèi)涵，專指20世紀基督教新教傳統(tǒng)中對圣經(jīng)意義作字面解釋的基要派的主張。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語境下，只要談及基要主義，人們便立即聯(lián)想到保守僵化、復古倒退和不顧常規(guī)的極端主義思想傾向。顯然，這些約定俗成的價值判斷不符合實際，難以作為一個科學的術語來界定當今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原教旨主義（基要主義）一詞在西方文化語境下的應用，往往同主張暴力的“政治行動主義”、“政治的伊斯蘭”、“激進的伊斯蘭”相聯(lián)系，往往等同于極端主義、宿命論、恐怖主義、反美主義，而實際上在伊斯蘭世界只有少效人從事這類不合常規(guī)的宗教政治活動，大多數(shù)人則是在現(xiàn)存秩序下合法地表達自己的宗教政治見解。此外，原教旨主義一詞含義過于寬泛，使用得相當混亂。正本清源、復歸傳統(tǒng)是當今各種世界宗教共同的趨勢，不獨伊斯蘭教所特有。如果按此標準，則凡尊經(jīng)崇圣的穆斯林都可稱為原教旨主義者，而一個反對尊經(jīng)崇圣者，也就不再被認作一個穆斯林了。
作者認為，上述詞語失范，歸根結底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反映了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深廣影響，但科學的態(tài)度是求同存異，不可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人。
其次，作者嚴肅批評了西方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偏見。作者在著作中多次使用“原型”(sterotype)一詞，意指西方對伊斯蘭教的偏執(zhí)態(tài)度皆可在歐洲文化中心論中找到它的“原型”，皆源自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偏見。作者寫道：過去西方關于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的“思維原型”不外乎是游牧民、干熱的沙漠、駱駝、一夫多妻制、富有石油的酋長，而如今一成不變的“原型”則是持槍殺人的毛拉、熱衷于圣戰(zhàn)的恐怖主義者、留著長胡子的反西方的原教旨主義者。形象固然不同，但萬變不離其宗：伊斯蘭教總是被看作是與西方的真理觀、人生觀、價值觀格格不入，是某種消極有害的“不祥之物”。
作者不無感慨地回顧了西方近代價值觀的形成過程，在肯定它的正面價值的同時，冷靜地分析了它對西方思維的負面影響。作者指出，西方排拒伊斯蘭價值觀的重要根據(jù)是西方社會世俗化的原則，而伊斯蘭教是一種廣泛的生活方式，提倡政教合一，因而遭到排拒。其實西方津津樂道的教會與國家分離的原則也只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chǎn)物，而遠非一以貫之的基督教傳統(tǒng)。歷史上大凡世界性的宗教都曾經(jīng)是廣泛的生活方式，都曾經(jīng)實行過政教合一制度，不足為怪。令人不解的是，近代歐洲在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以后，就把這一模式看作是永恒的絕對真理，不僅模糊了西方的文明史，而且據(jù)此來排拒異質的東方宗教文化。結果，西方人一聽說有些穆斯林主張宗教與政治相結合，立即便從世俗主義出發(fā)，給他們定性為“原教旨主義者”，視為對西方發(fā)展觀的嚴重威脅。這種不容異己的偏執(zhí)態(tài)度模糊了西方人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發(fā)展進化的過程，忽視了已經(jīng)步入現(xiàn)代進程的當代伊斯蘭教的活力。
最后，作者剖析了“世俗原教旨主義”(Secular Fundamentalism)的危險性。所謂世俗原教旨主義，這里指的是西方世俗的世界觀的絕對化傾向，作者認為它是妨礙人們理解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主要障礙。世俗化進程張揚了人類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性，當然有其進步意義，但世俗主義走向絕對化，勢必帶來消假后果。其突出表現(xiàn)首先在于，按照世俗主義的預設前提，注定會把異質的伊斯蘭教化約為原教旨主義，進而把原教旨主義化約為極端主義。這是因為世俗主義把宗教簡單地看作個人的私事，與政治和社會發(fā)展無涉，因而政教分離意味著宗教與發(fā)展理論和國際關系毫不相干。然而，宗教文化傳統(tǒng)是在特定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等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必然要以其傳統(tǒng)的方式反作用于人類社會；宗教傳統(tǒng)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宗教傳統(tǒng)也在不斷進化，也有其富于活力的一面。就伊斯蘭教而論，其內(nèi)部的現(xiàn)代主義潮流不僅與社會發(fā)展理論密切相關，而且已經(jīng)找到了一條通向現(xiàn)代化的道路。世俗的原教旨主義否認其它發(fā)展道路的可行性，這種絕對化和唯我獨尊的傾向本身就有悖于歐洲啟蒙主義的初衷。
此外，世俗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觀以世俗化為方位，把目光緊緊地盯著穆斯林社會中世俗觀念強烈的少數(shù)社會精英，而對傳統(tǒng)的伊斯蘭學者（烏里瑪）和大眾層面的伊斯蘭運動則不屑一顧。結果造成一種假象：似乎伊斯蘭教只是毛拉、伊斯蘭學者和目不識丁的文盲的宗教，而看不到它同時也是一種影響深廣的傳統(tǒng)文化方式。作者認為，由于深受世俗的原教旨主義的影響，西方在對東方發(fā)展理論的看法上落入了自我設計的陷阱：“只關注穆斯林社會少數(shù)有權勢的政治、知識精英；把世俗化等同于進步，把宗教等同于落后和保守主義，把現(xiàn)代化與西方化看作一回事”。
對一部著作的評價歷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必也不可能強求一致。對埃斯波西托教授這部近著的評價也應當如此。我們推崇這部著作至少有一個站得住的理由：它使我國讀者在幾乎一邊倒的西方輿論中，清晰地聽到了關于“伊斯蘭威脅論”的不同聲音，而且是來自一位國際知名學者的聲音！